结巴的失言者

黄河，在陕晋两省的峡谷挟持下，经壶口，数十米的落差，飞流直下，犹如万马奔腾，气象非凡。在这样一个被指为中华脊梁民族魂魄的景区，游人竟没有想象的多，大都无语，我试着体会一下自己的内心，好像空白得很。它当然很壮观，它的壮观我已经从CCTV的片头上领略过了。现在我确切地知道，它很壮观，很黄很浑浊，浊浪滔天。

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据说距离纽约万里之外的中国，有很多人非常的兴奋。另据媒体报道，还有当时就在纽约访问的中国访客，集体欢呼世贸大楼燃烧倒塌的场面。这些对我而言都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亲眼看见，但我相信这些传言完全没有凭据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从自己的同学同事的反应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很多人在当时那种痛快淋漓的舒畅感和高度兴奋。看来人性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当一个为自己所仇恨者遭受了沉重打击的时候，虽然实施打击者可能与自己全无关联，但也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同仇敌忾的心情，并会本能的支持打击者的行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整个的国家都充满了对于美国的敌对情绪。据此，部分中国人对于911袭击的热烈欢呼，被很多学者归结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证据之一。

就在几天之前，911的幕后指挥者拉登死了，确切地说，是被找上门的仇家美国人杀死了。消息公布之后，丝毫不出意外，国内的网络上立刻出现了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拉登被有人称做是“阿拉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英雄”。这样的反应同样很好理解，拉登一直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在一生最后的20年里，一直在挑战这一世界最大的霸权国家，并且成功地策划了被一些人视为经典奇谋的911事件。而与此同时，多年来美国同样是国内某些所谓民族主义者眼中最大的死敌。因而反美英雄拉登之死自然而然的，在他们的眼中，就被赋予了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色彩。在他们看来，拉登之所以是一个英雄，就在于他敢于挑战美国，“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与强权叫板，非要过野人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除了表示对拉登死士精神的大加称慕之外，还有一些眼光比较独到的人，从分析拉登头上“恐怖分子”的帽子开始，直指美国霸权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祸首。

通过质疑拉登到底是不是恐怖分子，来解析国际关系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来做参照，这一分析问题的切入点真的很聪明。我个人甚至很佩服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目光犀利，因为他们的疑问，在事实上点出了所谓国际反恐大联盟背后的政治纠结。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看，究竟何为“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事实上本身就是一本糊涂账。无论是国际社会也好，还是作为反恐主力的美国也好，在实践中，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可操作的概念，究竟在法律上如何定义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在美国国内，由于没有一个统一可行的概念，各相关部门只能依据自己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大致定义，来进行反恐作业。但由于美国极为复杂的行政、立法、和司佳节又重阳法体系，造成了很多案件无法顺利起诉和审判。为此美国一些组织一直在呼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而在国际间，由于国际政治的纷争，致使联合国多年的努力，也不能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至今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无法成型出台。

在2002年的一次国际反恐会议上，有的国家就曾经提出，恐怖主义应该是“通过人为造成严重生命或者/和公私财产损失，来强迫或者恐吓人民、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进行作为或者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的行动”。这样的定义看起来很清楚明了。但是别的国家代表立刻就提出了反对，认为这个定义的主体不清楚，要求澄清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该如何定性，算不算“国家恐怖主义”。然而按照这样的理解，以色列就成为了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国家。而一直对这种国际协定心存戒心的阿拉伯国家，更是要求把“被外国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列为恐怖主义的定义之外。 这一要求的背景，事实上明确地指向的，就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关系。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一个普遍的担心，就是穆斯林和阿拉伯民族被与国际恐怖主义直接挂钩，会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因而他们对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结果国际间基于多种背景因素而产生的巨大分歧，就直接造成了国家间就反恐问题，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至今也一直无法完全达成一致。

我很赞同这些“民族主义者”对于拉登是否恐怖分子的质疑，以及由此而延伸出对于国际政治关系的解读。无可置疑，所谓的国家间的“共识”，无非就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的延伸。对于“恐怖主义”这一现象一直无法达成国际共识，就体现了各个国家间以各自利益为考量基础的事实。正如中国大陆在介入朝鲜战争之后，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国家”。而在国内，这场战争则被称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一个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是敌人，是恐怖分子，杀死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英雄的壮举。而对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攻击行为，就是恐怖分子的标准定义，与之斗争保卫自己的定居点，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国家民族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究竟何为“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将永远无解。同样的道理，拉登是美国人眼中的恐怖祸首（the terror chief），但同时也是很多人眼中的英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之所以认为这些人是“伪民族主义者”，就在于他们的思维，仅仅简单地停留在了激烈的反美情结之上。

这些视拉登为英雄的“民族主义者”们，直指美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祸首，言辞激烈抨击美国的一切。比如前一段时间，网上有极端的左派人士所写的文章《十骂美国》，还赢得了不少的喝彩。但这些人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应该，从学习美国如何成功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如他们看到的，美国的一切都是在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美国的政治人物们也从没有掩饰过。但我的观点是，你们可以恨美国入骨，但这并不能否定学习美国优点和长处的必要性。有人在网上感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拉登无法相提并论，因为拉登是反美的身体力行者，而“我们”只是口水暴力。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伪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是一边享受着源自美国的汽车、计算机、互联网，另一边却叫骂着要与之不共戴天。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们与拉登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在极度仇视美国的同时，也以鸵鸟式的心态，拒绝承认美国的长处和优势。

举个例子，众所周知，美国对于在海外阵亡军人的遗骸的搜寻工作从未停止过。这一点也是很多中国人为之感动的。对于每一位国民生命的重视，正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要对拉登及其同伙苦苦追杀10年，并花费了几万亿美元的代价。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之一。而国内网路上就有人很疑惑，不就是死了些人嘛，美国何必苦苦纠缠了10年之久，非要诛杀拉登而后快，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伪民族主义者们在高呼着反美口号的时候，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已经被冷落了半个世纪之久。伪民族主义者们在高喊着“虽远必诛”的同时，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如果911那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既不会有高额的国家赔偿，更不会有人为自己那条命去追杀敌人10年之久。

日本在二战结束时，有人曾经提出了反抗美国占领，要“一亿玉碎”的口号。大概历史上所有的民族主义口号也无出其右了。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最终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开始夹着尾巴做学生，向美国全面学习，终于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而且今天谁也无法否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制约，以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组织能力，重新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并非什么难事。而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与拉登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省精神，只看到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谋求自身利益的一面，却看不到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霸权的原因所在。还是前面的那一句话，从纯粹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这并不能否定美国的优点长处。拉登代表了伊斯兰文化里一种最极端的思维方式，不是去通过学习对手的长处，来提高自己国家民族的博弈能力，而是用原始的暴力形式，来维护自己脆弱的尊严，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拉登、塔利班、吉哈德们成为了胜利者，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中国的伪民族主义者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最为没落的一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落后了的事实，手里也拿不出什么给力的东西，就只能通过打打悲情牌，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与无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两个人存在，就会有利益的纷争，定义都是强者给出的，这无需谁去发现。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懂得要学习对手的长处，才能提高自己国家民族的实力。而伪民族主义者们，除了一边忙于咒骂美国，一边忙于给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戴上“带路党”“西奴”之类的帽子，然后对月抚哭拉登的亡魂，还能做些什么呢？

林贤治

 

　　

　　经历过文瑞脑消金兽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莫道不消魂命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白求恩1938年离开温哥华前往中国，据介绍，与他同一位他昵称 “小种马”的女友，左派艺术家玛丽安·斯科特的恋情有关。不过，从他动身时写给斯科特的短简看，当时肯定受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伯特伦的《中国第一幕》一类书籍的诱惑，毕竟他是一个富于政治激情的人。此前，曾经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负责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线。同英国作家奥威尔一样，由于政治身份遭到西班牙当局的怀疑，行动受到监控，结果提前被召回国。从此，奥威尔脱离了实际斗争，致力于写作反面乌托邦作品。而白求恩，对于革莫道不消魂命，依然充满着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的热情，而且勇于孤身前往。

　　在延安，外国专家很少。白求恩的到来理应受到当局的礼遇，仅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便相当可观。然而他谢绝了。

　　以下是他写给“军事指挥部聂将军处”的相关的信：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带给我的301元钱。这笔钱中的100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另外的102.20元似乎是用来偿还我在药品上的垫支，而剩下的98.80元似乎是用来支付我在纱布和药棉上的开销。关于这第一项100元，我在8月12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过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提议。关于其他的两项，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药品上垫付过那笔钱；至于花在纱布和药棉上的98.80元钱中，只有70元是经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则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经手的这笔钱在6月6日离开岚县前往五台之前已经由蒋大夫给过我，所以它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八路军医疗队的。这笔钱的收条早已经寄给延安的首长了。

　　其它的医生每月只有1元的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5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令人想起中国的另一位革莫道不消魂命者的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莫道不消魂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而今，一代古典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者随风远去，难寻踪迹，令人唏嘘。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随部队辗转于荒凉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话说，过的完全是“高强度的生活”。他在1939年8月15日写了两封信，一生中最后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给加拿大的党组织，另一封给一位未明身份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我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我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可资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欢迎呢？

　　白求恩在信中坦陈道：“我不在乎日常的艰苦——酷热和严寒，肮脏和虱子，一成不变的食物，崎岖的山路，没有火炉，没有床铺，没有澡堂。”是的，他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其实，他一直在谛听灵魂深处那个古老的声音——自由的呼唤，而且期待着身外热烈的回响。真实的境况恰恰是：精神比物质更匮乏。

　　

　　白求恩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难得喜欢文艺，一生热爱写作。多伦多大学出版他的文集《激情的政治》（1998），其中除了医学论文，还有诗、小说和戏剧，间有摄影和美术作品。此外，就是大量的书信。看来，文字被他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来华以后，他每月都给毛泽东和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汇报，频频地给各地的朋友写信。意想不到的是，邮件极不规律，发出的信几乎没有回音。他开始抱怨。1938年底，他写信给马海德说：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延安的医疗队于11月25日到了这里，却没有带来信件。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除了一张日本人留在一座小林子里的4月18日的《日本宣传报》，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也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如果不是因为一天中有18个小时要忙于工作，我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的。

 

　　白求恩在次年的信里，也说：“没有回信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不情愿接受却越来越能够接受它。”他估计收到的信件只有1/25，至于书和杂志的情况更糟，一年半的时间也收不到一本。他说：“我完全清楚有钱人的时髦和好莱坞的新招，但是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得比北极的探险者都少。”他总结道：“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孤身一人——没有信件，没有书籍，没有杂志，没有收音机。我必须要借助帮助才能够支撑下去。”

　　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比“王土”广大得多。他关心人类，关心千万里外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大小的变动都与他有关。他努力捕捉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他渴望了解。同时，他也希望世界了解他，理解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士人为了寻找“知己”，不惜捐弃生命。对革莫道不消魂命知识分子而言，可托的知己就是组织，这组织在他的心目中是千百万生命个体的集合，是扩大了的有血有肉的躯体，总之，是充分人性化了的。所以，他渴望与组织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如同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事实上，组织这东西，在其自然倾向来说，无疑带有整体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性质，出现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现象不足为怪。组织要求其中的每个分子无条件服从，做“齿轮和螺丝钉”，但知识分子不能。他要在组织内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论何时，维护个人的尊严甚于生命。

　　白求恩生活在别处，却不满于“完全与世隔绝”。他收不到加拿大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信，也收不到中共方面的信，这种来自组织的显得相当冷漠、简慢的态度，特别使他受伤。他在14个月内给原来的党组织发出20封长信，完全石沉大海。他给毛泽东个人寄的“许多信”，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还不知收到没有”。失望之下，他也就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他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1938年豪情万丈，一年后急转直下，陷入低谷；不快，厌倦，悲观的情绪积聚起来，完全控制了他。根据薛忆沩先生的介绍，《激情的政治》将白求恩在华时期的文字分成两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人。到了后来，他变得实在无力抵抗“乡愁的袭击”了。在最后的信中，他把返回加拿大的决定告诉了组织和朋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的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他毫不隐瞒他的思乡病，那被革莫道不消魂命理想压抑已久的世俗生活的欲望：他想家，想电影、音乐、跳舞、咖啡、啤酒，想女人……在这里用得上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知识分子时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独立王国”。

　　倘若把白求恩梦想中的生活方式同现实中的“清教徒”形象联系起来。不免显得有点荒诞不经，其实，直到他做出暂时离开延安“回家”的计划时，也仍然在周密地考虑在短暂的旅途中如何继续为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工作，比如募集资金和物资，甚至医疗人员等等。革莫道不消魂命者要战斗，也要休息，要娱乐，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我们知道，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一本书，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延安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区域来说却是简直近于奢侈的；况且，革莫道不消魂命战争需要的是工具和武器，军事化准军事化行动本身便带着一种整一性、强制性和精简性，命令、指示、集体决议和纪律才是唯一重要的，至于个人友谊、欲望、感情、志趣之类，不用说是多余的赘物，甚至于是消极有害的。与此相反，在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必需，又如此平常。卢森堡向往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是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的结合。这样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是否能够成功是一个问题，但是它颇适合于知识分子的胃口是的确的。问题是，有形形色色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或者本来意义上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或者如卢森堡说的“畸形的革莫道不消魂命”。他们渴望参与其中，在组织内部，却又要求从形式到实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瑞脑消金兽主与自由。倘若革莫道不消魂命不是以一种尽可能民瑞脑消金兽主的、温和的形式进行，拒绝“请客吃饭”，知识分子与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冲突便变得不可避免了。鲁迅演讲的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扩大一点说，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歧途。

　　革莫道不消魂命是不是可以融入更多一点人道的、人性的元素？在延安，“人类之爱”是受到公开批判的。萧军的杂文《同志的“爱”与“耐”》成了毒草，王实味也因为《野百合花》等有数几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知识分子与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42年整风时期。而这时，白求恩因为手术感染，怀着“回家”的梦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三年了！

　　从白求恩去世的最后一年的沮丧，绝望的心情看，他与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冲突，已然在一个隐蔽的精神空间中发生。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说到底，他是一个孤独的异邦人。说是“异邦人”，不仅因为国籍不同，带决定性意义的还是身份问题。他是一个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却始终保持他的独立自由的天性，而坚执地建造他的革莫道不消魂命乌托邦。美国学者雅各比在他论述乌托邦思想的著作中区分了其中的两种倾向：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白求恩的文字遗产看，他明显地属于后一个传统；属于这一个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据雅各比的说法，往往到最后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

　　回头再读读白求恩在他创建的战地模范医院的开帘卷西风幕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需要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尤其是小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所以才有独半夜凉初透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当佩服、崇拜，并且像主宰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如果白求恩不是过早辞世，我们仍然无法预想他是否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这个端点，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偏离了蓝图的方向。他仆倒在路上。而那里，正是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