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胖子、方平往西走了两个村子。一个是石礁的六井，一个是马目的长坑。这两个地方在本岛算是僻壤。我在血站工作时，有过一段穿村走户的生活。六井算是一个点。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个曾经穿着白大褂的伪医务工作者，在田野里采摘花朵。

和方平去长坑，是因为大陆引水二期工程之蓄水库将要淹没这里的一切，工程已经开始，到处是断垣颓圮，满目疮痍。我无法揣度此刻方先生的内心，他的家在这里，《荒村旧事录》写的就是这里的生活，院落依旧，往事如烟。

其实长坑我还是熟悉的，还有黄金湾、步枪湾、直壁坎等村庄。多年前，我曾经在直壁坎村寻找过一位看守鸟岛的老人，因为要去鸟岛，只好随他的一条塞满棉絮的破船出海捕鱼，因此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险些葬身鱼腹。直壁坎村不通公路，通向那里的山路杂草丛生，现在整个村子都已经搬空了，只剩下一个养羊的老人。

这些年来，我总是接二连三地听到这样的坏消息，一个又一个岛屿为兴建什么项目而举岛搬迁，人去楼空。这些岛屿是多么的美啊，像已经搬空的鼠浪湖岛，我记得那里的海滩，到处都是彩色的奇形怪状的卵石。

两年以后，长坑村也看不到了，永远消失在浩渺烟波之下。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不知道，舟山以后还有什么可以走走的地方，越来越少。

一个城市是需要有这样几个隐秘之地的。

六井村，41路公交车从定海直通那里。



六井村，被杂草淹盖的干涸的池塘。



六井村，草垛和晾晒的衣服。当地的房子许多已经租给外地民工。



六井村，像荷塘一样种着芋奶的水田。



六井村，老人。



六井村，骑车的妇女



六井村，偶尔骑摩托回家的年轻人。



长坑村，稻草人。



长坑村，断垣颓圮



长坑村，人民公社礼堂。


 
长坑村，寂寞的狗。

对于地震，我认为我做了自己能做和应该做的事，但什么是个够呢。有朋友打电话来，让我捐了帐篷。我在电话里迟疑了半天，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鲁迅的一句话，觉得对方刹时高大了，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没有捐出这个帐篷，一来我自己喜欢，它伴随我走过一些地方。二来，前几天我们的胡哥正在浙江视察帐篷生产企业，几千万顶帐篷正在日夜赶制中。后来想想这些都不是理由，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的不肯。为此接连几天我有点看不起自己，然后又慢慢地给自己找台阶下，我想到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有苟且偷生的权力和自由。况且我还不至于。

现在说范跑跑。范跑跑临危大惧，置学生于不管，自己率先从摇摇欲坠的楼房里跑了出来。这个境界肯定不高。但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当时是你，会不会跑呢。我看难说。地震不是火灾，还有个蔓延的时间。刹那间地动山摇，谁先跑谁后跑的实际意义不是太大。范跑跑先跑了，体现了他的人性弱点，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有愧于他的神圣职业，大大的不应该。但是谁见他先跑了？没有人见到，光听他自己在说。事实上，不是他的“跑”坏了纲常，而是他的“说”触犯了众怒。中国的事情就是有点儿滑稽，有些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破，说破了让大家都没有脸面。

一个人可以坦然到这个地步，我是有点暗暗佩服的。现在，范跑跑被学校解聘了，解聘似乎也没有话可说，我好像也是认可的。但要细究起来，又让人迷惑起来。既然谁也没有看见他的“跑”，既然他跑的时候楼房并没有倒下，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既然只是他的随便说说，那么解聘只能解释为因言获“罪”。理由只有一个，他的境界不高，不再合适当一个神圣的人民教师。那谁的境界更高？

在民间社会，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个人傻到家了。是的，除范跑跑们之外，倒是一个比一个精明。想起一篇著名的散文，“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是的，现在我每天都被感动着，但感动归感动，不能让我们因此失去了最最基本的常识性的判断，不要因为一个女警察救灾时喂了孩子的奶，就让她当什么副政委，同样，也不能因为救灾大局在前，不能因为英雄事迹感天动地，这个社会就不能容范跑跑！

还是上面那句话，每个人都有苟且偷生的权力。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起码的宽容度，也是文明的体现。英雄事迹值得颂扬，但不能因此以圣人的要求去衡量每一个人。如果这个社会，还像从前那样，摸个姑娘的脸就要定流氓罪，偷个把男人就要被枪毙（如七十年代的“梅花牌手表”），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德国之//声：贺教授，您刚才在演讲的一开始开玩笑地抱怨组织者几个月前在邀请您来德国时没有告诉您，在德国主要谈的将是西////藏问题。那么我也从这个问题开始。您认为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此间媒体的片面报导吗？

贺卫方：西方的反应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表现。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首先是中国热，大家觉得中国是代表一种开放发展、走向民///主化的希望。尽管中间有198////9年的事件，但西方还是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也很愿夸耀这一成就，我们也喜欢说我们是大国崛起，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展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切使得西方从对中国的赞许、热情的拥抱逐渐走向怀疑，也许积累到一定阶段，现在是一个爆发。西////藏只是一个导火索。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在伦敦、在巴黎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作为中国人，您看到这样的画面，您的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呢？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达赖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德国之//声：中国在2001年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也作出承诺，在奥/////运会期间保证记者自/////由报导。在西////藏事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样的承诺还有兑现的可能吗？

贺卫方：在其他的地区问题不大。我在北京也经常接触其他国家的媒体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确实现在是很自/////由，去外地旅行以前都需要得到外办的批准，现在不需要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现在看起来是西////藏。我有点儿担心的是西////藏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障碍，一个向后拉的力量。我这几天见到一些德国的议员，我都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西方政府和政治家现在有很大的责任，如何与中国交往，不要为了迎合本国民众，一味说一些很激烈的话。这样会引发中国政府更加强烈的反弹，会激发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国的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德国之//声：您在演讲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没有新闻自/////由，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实现新闻自/////由有可能吗？

贺卫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直在变化。社会主义成了一个麻袋，什么都能装进去，只要加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而是在演变中。比如我们不叫新闻自/////由，我们叫舆论监督。过去是党报一统天下，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都市报，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报纸现在受商业逻辑的影响，如果不去做广告，生存就很困难。所以为了让人来做广告，就必须把报纸办好。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媒体的发展。我自己觉得现在中国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不断地放松，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是否迟早有一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布说，开放报禁，老百姓可以随便办报。只要你能办得起。我自己比较乐观，我觉得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德国之//声：您曾经说人大缺乏合法性，您也建议共产党应当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并允许他们与共产党竞争。您发表了这样激进的言论，还能够到德国来演讲，是否也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一个例证呢？

贺卫方：对，我觉得这点值得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将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

德国之//声：而且还可以把他选下去。刚才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台湾的民///主。您说，让您感到很高兴的是，台湾的主要政治家都是学法律出身。中国的第5 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也是学法律的，您认为到他们当政的时候，中国实现民///主的机遇是否会大一些呢？

贺卫方：李克//强是真学法律的。他是北大1977年入学的。习近//平其实不是学法律的。咱们学科分配，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后拿学位都是法律系。习近//平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马列主义教育的。从现在的趋势看，学文科的越来越多地走上政治舞台。过去基本上是工程师，有人说满清王朝北大荒，领导人都是清华毕业的，叫满清王朝。北大就荒了。所以李克///强进入高层是很少见的。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领导人的学历背景，而是整个的决策模式。如果最基本的人权、自/////由得不到尊重，学历变化也没有什么意义。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现在找出来贴一下，也算更新。
                                                                                                                                                                             

    我得了面瘫。以前只有钟大师这一级的人物得过，他得面瘫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我得面瘫，影响也搞得很大，有许多人得不得面瘫，也要来向我咨询。这个病很高级，全称叫面部神经瘫痪。最初的病状是发现嘴唇厚了，说话啊巴巴地像个智障人士，并且不停地流泪，第二天早晨洗漱的时候，发现镜子也坏了，里面的那个人已经戴上了魔鬼的面具。

那天星期几来着？我在办公室，左眼突然跳了一下，它是试探性的，然后加快节奏，像一列刚刚出发的火车——这个比喻好像有点问题，但感觉如此。我的第一个条件反射是：闭上眼睛，于是，我接着发现，我的左眼无法闭合——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鱼一样在波光粼粼的夜晚清醒着，而且，一个人如果光是闭上右眼，他的表情很接近微笑。我在夜里要微笑得很久，才能睡着，当然睡着的是右眼，左眼还在站岗放哨。

我确认是左眼。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迷信的人。我知道，没什么特大喜讯等着我，顶多是我的左眼皮突然想起来，拍了我一记臭马屁，男左女右嘛。但心情还是难以自禁地愉悦了一回。眼皮越跳越快，好像在替我飞快地数一沓子一辈子都数不完的钱。

第二天，眼皮不跳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但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差不多用回顾一生的时间，来回顾这几天来的可能与之相关的种种迹象。这几天，有地方小报给我寄来50元稿费，我想这种小惠，左眼皮是不屑通风报信的吧。

但是，我的左眼没有停止它的充满隐喻的旅程。它开始流泪，在眼眶里一点点储蓄着，然后换算成豆大的颗，滚落下来。可我的心情暂时还不坏，是它自己在唱独角戏，并没有相对应的伤情和悲剧来映衬它。它一边流泪，我一边还跟人家笑谈。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我拿着纸巾，一边朗声谈笑，一边拭着眼角。那个跟我聊天的朋友，怎么看都觉得不配套，逾发觉得怪异，以至于谈话不能继续。他终于停下来说，你怎么了，没事吧？

他说没事吧，好像不小心碰到了玩具人的按钮，立刻点了我的死穴，令我内心大恸，本来还多少还有点含蓄的眼泪，此刻夺眶而出。我差不多要扑到他的乱糟糟的混纺羊毛衫的怀里号淘一场。好像多少年来郁积在我心里的哀痛将倾泻而出。当然我还在笑，我还在说，但怎么也掩盖不了强打笑颜的味道，仿佛这笑谈的背后，真有无尽的不欲示人的悲凉。

开始有人说我是林黛玉，动不动就流泪。我还要去纠正人家，不是“动不动”，是“一直”！一个礼拜来就没有停过！这些天我心情其实挺好，但流着流着，内心开始一点点潮湿起来。我不是林黛玉，倒有点像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的眼睛，而且必从左眼跳财说起，好像我在瑞士银行的一笔巨额的继承款出了问题。再后来谁看到我，都会想起那首名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舟山群岛是海钓者的天堂。白沙岛是著名的洋鞍渔场的所在地，每当夏季来临，装备精良的海钓爱好者云集在此，这些络绎不绝的烧钱的玩家，成为这座岛屿的常客。那些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白沙渔民，反而成了他们的看客。渔民中间也不乏海钓爱好者，但他们与家门前的海和鱼，存在一种更自然的关系。一个黑脸堂的渔民跟我们说，他从来不打‘烹’（钓前投放的饵料），为什么呢——我等。我顿时佩服得紧，何等的境界啊。现在，这个在海钓界声名远播的小岛，正在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子刷成白色，阳光下显得格外的耀眼。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把一扇扇面海的小窗口涂成那种鲜亮的蓝，他们想要的好像就是那种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情的效果。那些雪白的墙，雪白的房子，让我们更容易捕捉到一些因此显得突兀起来的表情。

闲散的午后时光，沿着那条贯穿城区的河道慢慢地走去，虽然已经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别样的景致，老式的房子，还有远处水塔的倒影。如果说，水塔曾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那么，烟囱曾经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城市工业化的光荣与梦想。它们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两个标杆，它们从一群低矮而细碎的建筑中高然耸立，成为我们少年天空里的苍凉的风景。有一次好像是去册子，挤满了旅客的公交车摇摇晃晃地，行进在暮色四起的乡路上。经过岑港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座矗立在田野中央的诡异建筑。后来我知道它就是早已闲置的岑港水泥厂。当时，它那如同世界顶级建筑般的诡异风格，带给我极大震惊和兴奋。它的奇峻而诡异的美，可以从后来蜂拥而至的众多摄影者的咔嚓声中得到印证。对于这个建筑来说，我可能是最早的拍摄者，但我的内心仅有的一点由建筑美感带来的喜悦，很快就变成无法排遣的忧郁。包括水塔、烟囱在内的七八十年代的所有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当然还有那个水泥厂，我能够预计它们的命运，我的担心正在一天天变成坚硬的现实。

也许，在许多珍贵的古建文物屡遭荼毒的今天，来谈七八十年代的建筑保护，似乎有些荒唐，以至荒唐到“从来也没有听讲过”。这里可以“听”一个很好的例案，在上海徐家汇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有一个原来准备拆掉的大烟囱，最后被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而且还有所加高，成为一个时尚亮点。另据报道，在上海霍山路仁亲坊，那里的街坊邻居们正在为一座80多年的老水塔奔走呼号，老居民们希望能为即将消逝的仁亲坊、也为自己、为这座城市留下一点有关水塔的记忆。人有记忆，城市亦然。虽然水塔、烟囱、旧工业遗址都不属于历史保护建筑、不属文物，但作为城市发展的生动见证，是否可以有选择地保留一些？可以肯定地说，舟山七八十年代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已经不多，也许有一天舟山将看不到水塔、烟囱的存在，类似岑港水泥厂的建筑也一样。现在，在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的情况下，不应该让整个七八十年代完全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六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有保护的必要。人性化的城市应该兼容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对城市来说，有选择地保留一些，是留驻历史的最好方式。

七十年代初，美国纽约市长作出具有高度文化远见的决定：全部保留苏荷区（SOHO）的旧工业建筑景观，通过立法，以联邦政府的立场确认苏荷为文化艺术区。流风所及，西方各国竞相寻觅仅存的百年仓房作成艺术场所之用。旅美画家陈丹青在给上海市政府的信中写道，纽约苏荷的艺术仓库模式，是城市文化的神来之笔，可谓上海之借镜。上海的工业最先勃兴于苏州河两岸。旧厂矿、老仓库是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遗迹，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就是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2000年开始，随着一批著名画家的进驻，使苏州河一带的旧工厂、老仓库的人文价值迅速提升，短短两年，声名鹊起。还有北京的798工厂，过去是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如今它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急先锋，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尚新宠，一个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荒诞与正经奇幻组合的试验场。从工厂到艺术，从沉寂到活跃，从保守到创新，从封闭到开放，从低租金到高代价，从纯民间到政府的介入……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的艺术场馆建设都进入了复苏阶段，在宁波，舟山人最为熟悉的原宁波码头的候船大楼已经改建为宁波美术馆，占地23100平方米，投入资金1.2亿。其它兄弟地市也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列。《舟山市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纲要》提出，要加快推进海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全省一流的标志性海洋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平台，夯实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物质基础。这个命题是令人兴奋的，而且随着临城新区的开发，大大拓展了城市的生存、发展空间，文化硬件设施也相应得到了改善。但是，舟山的艺术家们迄今没有自己的展示平台，市群艺馆区区三百平方的展览场地，和其它文化设施中另辟出来一点展览场地，皆与“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要求相去甚远，舟山不仅需要一座综合性的舟山展览馆，也需要一座专业水准的舟山美术馆。然而，即使以后舟山有了自己的艺术展馆，引用著名摄影家尔冬强的话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艺术仓库的存在，为文化活动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发生，提供了一些普通的个性空间。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仓库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岑港水泥厂应该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岑港水泥厂作为舟山工业初创时期的设施已经结束了其功能性的服务，完全可以转变为纪念性的建筑景观。前面说过，这是一种独特的具有艺术品相的建筑，充满变化、富有个性，而且周围广宽的田野也很好地衬托了它的诡异、落寞之感，而且它离市区的距离也不远。在一万条推倒它的理由当中，我们的诉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请为这座城市留下点儿什么吧！它会帮助我们回忆一个时代，是“我们”的一部分。它的非经济价值远大于我们现在看得见的经济价值，不仅需要很好的保护和修缮，而且它的最好归宿应当划归文化艺术部门或团体，成为舟山的艺术画廊和艺术创意工作室。在以后的修缮改造中，原先那些厚重的砖墙、林立的水泥管道和斑驳的地面应该保留下来，使整个空间充满初始工业时代的沧桑韵味。一个氛围独特的旧工厂，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区，由此连接起舟山的历史文脉与当代艺术，可谓相得益彰，也是舟山艺术家和舟山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幸事。

诚然，舟山的城市格式和艺术格局都有其相当的局限性，但这不能成为“不做”的理由。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座城市的魂。城市除了需要高楼大厦外，也需要一些有个性、有品位，能体现城市文化与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历史性的、一次性的、不可再生的，应该尽快列一份《舟山市近、现当代建筑保护名录》，我们相信，像岑港水泥厂这样的旧工业遗址，非但不会成为城市的累赘，更会因艺术而焕发勃勃生机，成为舟山人文环境的一部分，舟山的艺术家们会备感温暖和欣慰。

1797年7月15日，一个名叫Stclaire Pollock的5岁孩童不慎坠崖身亡。其父母择地为他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坟墓。之后，家道败落，土地转让，但孩子的父亲对土地的新主人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孩子的墓地作为土地的一部分保留，永不可毁灭。这一条件被写入契约。一百年来，这片土地几易主人，但孩子的墓地却依凭契约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到了1897年，这片风水宝地被选中作为格兰特总统的陵园，政府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然而，孩子的墓地却并没有迁移，更没有丝毫损坏。又过了一百年，到了1997年7月，正逢格兰特总统陵园建成100周年，也是孩子去世200周年，政府在修整总统陵园的同时，也重新打理了孩子的墓地。时任纽约市市长的朱利安尼还为孩子墓地写了碑铭：“人生下来就充满了烦恼。他的来到像一朵鲜花，很快地凋谢了；他的匆匆离去则像一道闪亮的影子，仍在继续发光。”

一个总统的陵园和一个孩子的墓地毗邻而居，这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少年来，引来多少人驻足观瞻，也令多少人凝神深思。这个孩子墓地的故事给人们有哪些启示呢？

人的职位有高低、身份有贵贱，但人格是平等的。格兰特是一个堂堂的大国总统。他在美国内战时任南军统帅，战争中建立的功勋和良好的风范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敬重，1866年，格兰特被授衔为美国第一位四星上将；1868年，当选为美国第18届总统。而那个孩子，名不见经传，随着岁月的侵蚀，连墓碑上的字迹也模糊不清，堪称“无名氏”，两者殊如霄壤。然而总统陵园和孩子墓地相邻，并无以“贵”凌“贱”，更无以“贵”逐“贱”，一介草民能在达官显贵面前保持做人的尊严，这充分昭示了平等、博爱的美好信念。

“私人领地”是神圣的，哪怕是死者的墓地。18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即使是穷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他的寒舍，雨可以打进他的寒舍，但不经主人同意，国王却不能踏进寒舍。后来，这番话在传播中演衍成一句西方妇孺皆知的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穷人的寒舍缘何能成为抗击王权的“堡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法律认定为“私人领域”，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的随意践踏都将遭到穷人运用法律武器的坚强抵制。孩子的墓地自然是死者的“私人领地”。他父亲在转让土地时与新主人有买卖契约，规定“永不可毁灭”孩子墓地。契约即是法律的凭证，孰敢无视？孰能胡来？法律认可并保护每个人所拥有的“私人领地”（即使是墓地），这已成为西方文明国度的普适价值观。

政府公权不可侵犯公民私权。营造格兰特总统陵园，政府其实已成为孩子墓地所在地的主人，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我们常见的对待所谓“钉子户”的粗暴办法，对孩子墓地一铲了之，甚至也没有擅自迁移，而是重新修整，纽约市长还亲撰碑铭以示纪念。这充分凸显了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现代文明认为：“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路·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在公民权利感和法治意识越来越觉醒的时代，理性的政府和理智的官员应学会以平等的姿态与公民在利益上进行沟通和博弈，应该习惯于公民在法律框架中对自身权威的挑战，习惯于公民对自身超越“契约”的行为说“不”，习惯于在实施每一个行政行为时都自我审视一下是否有对公民私权的侵犯，即使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

在一个孩子墓地的背后，人们看到的是草根的尊严、私权的神圣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文明景象。

李星是陕西宝鸡人，也算得上是平儿的老乡。我与李星的结缘，好像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里面。说李星，先得从那家扯面店说起。在扯面店吃面的，多是陕西老乡，对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有这样一个店，很宽慰人的。一来便宜，二来也对他们的胃口，几块钱，就能图个饱肚。当然也会有那么几个对异地美食没有障碍的舟山人。我不是，许多北方小吃对我来说都疑虑重重，但油泼扯面居然是个例外。平儿说好吃吧，我说还不错。在她听来，似乎是对包括她在内的整个北方体系的全面肯定。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吃一碗臊子面喜气洋洋，没放辣子嘟嘟囔囔。在扯面店，就是这样一些嘟嘟囔囔的陕西人。李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从来都是闷头吃面，而且面的格式，永远是鸡蛋西红柿汤面。汤汤水水的面，让他吃起来一点响动没有，而且吃完面立刻背起皮包走人。要说的是这个包，这个看起来有点儿坚挺的皮包，把他与那些靠卖体力过活的陕西老乡明确地区别开来。

扯面店在城北书院弄口，格局狭小，有限的几张桌子，有一半还摆在外面。虽然我一个月也去不了一两趟，但因为李星每天都在那里吃面，所以偶尔还能碰上面。先是与他面熟，彼此一笑。扯面店的事情是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如果是陕西老乡，店老板就要出来穿针引线了。店老板对李星说，他老婆是西安人。李星的笑容里就有了一点绵甜。那天，我与李星拼了一张桌子，互相热气腾腾地吸溜着，一块儿沉默地吃面。是我先搭的腔，问他在哪里谋职，旁边的店老板马上插话说，翻译。哪里的翻译呢，老板没说。大慨老板觉得“翻译”这两个字，已经足以表达他的自豪与体面。

李星很忙，他的工作似乎与船舶有关。我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任何印证，但是每次看到他，总有强烈的有关港口与船舶的气息扑面而来。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对的。我与他之间非常有限的几次碰面，基本上都在这家扯面店。当然也有失之交臂的时候，从老板那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李星刚走。所以，每次去扯面店，都会有一个难以自禁的预想，李星是不是在呢。其实他在，也不过说一些天气不坏之类的客套话，如此而已。他经常跑别的岛屿，如果在定海，他一定会出现在这家扯面店，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西红柿汤扯面。一个人对单一食物迷恋如此，让我心里一直很疑惑。

现在想起来，我与李星的关系，缘于一趟从宁波出发的慢行火车。这趟火车到达西安，然后他再转乘长途汽车到宝鸡。李星每年坐这趟火车回家。李星说，火车票不是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对他足够信任的话，年底的时候，平儿可以跟他一块回去探亲。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平儿对火车不像我那么有感觉。在我看来，火车是一种最富文学意味的交通工具，可能轮船也是，但同样的落寞里，轮船多了一点破落显贵的意味。我更喜欢火车，她不是，飞机的速达和简单，是她要的。但是这件事，让我很感激李星，那天我记下了李星的手机号码，而且这以后，在我下馆子然后又有好心情叫朋友过来一块吃的时候，总能在手机上翻到他的名字。李星的电话很奇怪。每次打过去，他总是先掐掉，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机给我打，直接拨他的另外那个手机，结果也是这样。我的想象里，他站在一个吵杂的环境里，拿着两个手机，比对着，用拇指小心地掐我的号码。叫他吃饭，是一样不容易的事情，他经常在六横，或者其它地方。约他的时候，我通常已经坐在馆子里了，黄昏一点点暗下来，然而李星还在赶回本岛的最后一班轮船上。

去年年底，我请朋友们吃饭，也叫了李星。李星很看重这份因为一顿年底饭局突然凸显出来的友谊。李星说，我能不能带一个人。我说好啊，他带来一位漂亮的姑娘。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她是舟山人，和李星共事。饭后我偷偷问李星，李星说不是。李星说，这怎么可能？我说这怎么不可能？李星沉吟了会儿，说现在的姑娘都很现实。这是2006年12月31日的晚上。这以后，他又回请了我们一顿，席间，他说他住的地方有一家陕西羊肉泡馍店，做得很地道，我和平儿听了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住在哪里，他说的泡馍店在哪里。李星却似乎遇到了一个问题，很让他为难。他说这样吧，哪天你们想起吃泡馍，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送来。这件事同样让我费解。我说好的，只是太麻烦你，我说你还没有去过我家，顺便去喝喝茶也好。但我知道，哪怕是以喝茶的名义，我也不可能让他专程给我送两碗泡馍过来。因为这件事，我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好像说什么，都绕不开两碗泡馍了。然后时间一长，感觉隔阂的存在了，起码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后来的一次见面，还是在扯面店，李星刚刚吃好，他看到我们居然有点难堪，似乎在回避什么，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反正彼此没怎么说话。看得出来，他心情不是很好，匆忙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后来想起来跟他打电话，还是与火车有关。我包着试试看的心情，他居然说没有问题，而且到手的还是软卧票。虽然当中出了点变故，最后还是把火车票退掉了，但心里一直想着，什么时候要请李星吃一顿。我以为什么时候都可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李星离开的那天，我在做什么。他收拾好自己的行囊，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那天，店老板跟我说了很多，有关李星的一些事情。店老板说，他其实比民工也好不了多少，你知道，现在混个事很难。然后我跟李星通了一个电话，他还在杭州，在杭州的一个老乡那里暂留几日。接下去的事情，他也不知道。祝他好运吧。

英国，莱辛和她的被缚的“自由女性”（转）

一、莱辛近况：“我依旧是原来的我”

莱辛居住了24年的房子坐落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小山岗上，宽宽大大足有三层，她一个人住在那里。我们谈话的L形房间在一楼，里边到处摆满了书。她对记者说：“书一直是我的生活，我是依赖这些书获得教育的。

在你已经不年轻的某个日子里，忽然间竟有人在央求你去写一些你已经挚爱了多年的书，这该是一份多么高的奖赏啊！”

难怪登门请求制作电影《多丽丝》的人络绎不绝。“我总说不，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他们总可以从阅读那些书中找出我是什么样子的。”但她确实曾把她的四部曲小说之一《暴力的孩子》改编为电视剧，书中的玛莎·奎斯特是她的另一个自我。“我遗憾没有人尝试过，我觉得这会很不错，但我不会在乎好坏的，我不在乎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会怎么去做，我不像有些作家那样一味担忧自己的身后名。”

莱辛的记忆把我们带回到1962年的岁月，那是在她最雄心勃勃的小说《金色笔记》出版后不久的日子里。

带些印第安人相貌特征的莱辛的确已不再年轻，但是她身上确实有一种不服老的东西：她要喝Diet Coke, 她知道trash television。当然，她还没有在电脑上工作，某一天她会用电脑的。

　　若是换了另一个作家，你可能会觉得她的无所畏惧是由于她的年龄和阅历，但莱辛一直愿意保持这个样子。她对政治的一贯正确性和对语言的攻击表示遗憾。在她新的作品集里，她记述了她所访问的美国的一所学校，她发现学习《好恐怖分子》意味着为错误的思维寻找证据。“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走极端。他们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民族，我希望我们不要接受美国最新的时尚，可我们总在接受。”

这就是莱辛的真实面目：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者和一个理性的思想者，面对这些真正的大主题，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不知道如何将其摆正。这正好说明阅读正渐趋死亡。

“我常常告诫自己这并不重要，事实是这种文化正走向灭亡，或已经死亡。怎么办？每当我想到它所带来的乐趣，不免感到受到了伤害。曾几何时，尊重书籍、尊重阅读是那样的盛行，而今这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受到尊重的已经不再是文学、学问以及教育，而竟是作家的一种魅惑。”

　　莱辛已经完成了一本中篇小说, 但她自从1月以来只字未写。“这在先前是不可能的，想想自己竟是只字未写，简直是要发疯了。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发展于它不利，只是我确实喜欢讲故事而已。你正从你自身更加深层的部分写起。”

　　现在她正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一篇序言，鉴于她曾经诅咒劳伦斯的那些语言，他的那些书迷们是否要接受更糟的咒语呢？她说：“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但是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读它时的那份激动。我之所以喜欢劳伦斯，是因为他能把你融入一种经验之中，我几乎不在乎他想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应当看重作家的哪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他们的蓝图。我们总是努力把作家想象得完全不一样，并不看重作家竭尽全力提供给我们的。我已经拥有了所能想象得到的(加在我头上的)任何一个标签。我曾经因撰写种族问题而成为作家，然后是共产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而后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那么，现在呢？多丽丝·莱辛现在是谁呢？

　　“我依旧是原�